清华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副所长苏婧说，“像紫菜这事情，还有给青蟹打针的事情，还有韭苔蘸酱的事，主体不明确，不知道谁在操作这个，但他会用视频现身说法的方式，好像这就是生产加工过程中的某个环节，他用视频的方式可信度比较高，也符合现在微信传播的趋势，这方面的谣言有抬头之势。”

　　一些谣言还会假借“国外研究”之口造谣，断章取义、内容仅部分属实，整体结论与原研究背道而驰，牛奶和维生素A纷纷“躺枪”。混淆行业专有名词、误导农兽药残留话题，也都是造谣者的常见手段。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应急处主任科员赵华军表示，“比如说天热了西瓜马上要上市了，大家能想到的西瓜的谣言就有……西瓜大了说是膨大剂，西瓜水多了说是注水，西瓜没籽了说是避孕药……改头换面，年年炒。就一个西瓜我们拨拉拨拉就有四五个谣言。”

　　还有一种最简单、科学信息含量最低的谣言，就是利用“食物有害”、“食物相克”等说法造谣。这类谣言利用民众恐惧诉求和道德绑架，常常加上“紧急”、“震惊”等字样。苏婧介绍，“这个在现在微信传播里面特别典型，疫苗也有过这样的(情况)，比如你关心你的孩子你就得转、你是中国人你就得转、你关心爸妈你就得管……比如传播也是一种美德、也能救人一命，这种道德绑架煽动性比较强，也会迅速营造恐惧心理并且迅速传播。”

　　有分析指出，接触网络时间不长的中老年人成为谣言制造者们的目标。长辈们出于对子女的关心、又缺乏了解正确科学知识的渠道，于是在耸人听闻的标题的误导下，成了食品药品谣言的进一步扩散的主力军。怎么告诉“妈妈辈”的人，哪些是谣言，哪些不该轻信？卫计委宣传司新闻处处长刘哲峰认为，“我们很难做到一个谣言一个谣言去辟谣，但是可以尝试教会妈妈辈、跳广场舞的大妈们来辟谣，至少一个信息出来的时候，要告诉他们要找信源——发布人是谁，谁说的，什么时间说的……教会他们去求证，我觉得这是我们下一步辟谣时候授之以渔的方式。”

　　为了降低食品安全谣言对社会公众带来的恐慌，增强公众的食品安全科学素养，提升公众辨别谣言的能力，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在2016年发布了500多条科普知识和辟谣信息，并且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开通专栏，定期回应提问。食药监管总局还与其他政府部门协同合作，建立谣言批驳机制。与媒体合作，建立谣言批判平台。中国健康传媒集团的“中国食品药品舆情监测系统”通过建立食品谣言数据库，进行精准识别和专业辟谣。集团首席舆情分析师王春梅介绍，“提炼的过程是三个库，第一个是谣言的样本库，第二是疑似谣言库，第三是经过人工的校验干预进入最终的谣言库。这个过程是机器的学习优化，我们累计的数据越多，机器的识别能力就越强。”

　　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钟凯长期在微博、果壳网等平台与谣言直接“过招”，在他看来，造谣已成产业，必须有足够强的声音来与之抗衡，“如果真的有造谣的，打击力度一定要足够的强，不是造了谣出来道个歉、封几个微博就行了，这样的力度对于造谣的人来说，没有任何威慑力。”

　　近日，又有一批传播食品药品谣言的造谣者受到法律的严惩。多地传播“吃大盘鸡感染H7N9死亡”的造谣者被拘留，以牛奶谣言抹黑蒙牛集团的犯罪嫌疑人刘某被检查机关批准逮捕。今年2月，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局长毕井泉再次明确，谣言要揭露，制假售假要揭露、批评，要严惩。同时提醒消费者增强判断意识，不要盲目传播这类谣言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