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误诊，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

　　如今，计算机帮助陈晓红找出了许多误诊规律。

　　各级医院的医生都可能误诊：年轻医生误诊，大多因为经验不足，想不到是另一种病；老医生误诊大多因为经验太丰富，想当然。误诊不是A病被误诊为B病，而是A病可以被误诊为许多病，而许多病可以被误诊为A病。不同疾病之间盘根错节互相交织，相似的症状可能通往许多疾病，常见病的临床表现越来越隐秘、个体化。

　　更麻烦的是，在今天，留给医生作出诊断的时间变少了。许多受访的老医生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一点。送到急诊的病人，有时还没来得及被诊断，就已经断气。医生必须争分夺秒地与疾病竞争，学会果断地给出诊断，且必须诊断正确，否则容易招来官司。

　　一个60多岁的牙科病人，多次补牙，依然牙疼，最后一横心，非要医生把坏牙拔了。医生在拔牙前给他做了心电图，结果发现，他的牙疼不关坏牙的事，是陈旧性心肌梗死。

　　陈晓红发现，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临床表现可以是肚子疼、肩疼、背疼、牙疼等。2000年，她在误诊误治研讨会上呼吁，当医生发现病人有这些症状时，可以给病人做个心电图，“花七八块钱做心电图，能避免一次误诊。”

　　扎进误诊病例30多年，陈晓红决定要做一个给临床医生提醒的人，“不要让诊断走弯路”。

　　有时候，坏消息比好消息更让她兴奋。2008年，她听说，四川发生17例因病人肺栓塞死亡引发的医疗纠纷，要通过尸体解剖认定责任归属。她马上推着编辑出差，去当地核实信息，尽快发稿，“我国尸检率太低了，每一例尸检案例都特别宝贵。”

　　新的疾病出现了，她和同事们紧跟不舍。2015年，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发来文章，统计了2011年至2014年诊治的30例抗NMDA受体脑炎，外院初诊误诊率高达100%。这是个少有人了解的新疾病。全世界范围首例报道这个疾病是在2007年。

　　这篇文章迅速引起编辑部的重视——必须马上刊登，提醒其他医生重视。慢慢地，各地医院不断公开分享相关的诊疗经验和误诊病例，医生送检意识变强，到了2021年，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公布了121位确诊抗NMDA受体脑炎的患者，只有43人曾被误诊。

　　再早些年，汪忠镐院士研究胃食管反流综合征，发现这个病长期被误诊，分散在呼吸科、心血管科、耳鼻喉科、牙科等。这个发现倒逼着编辑部在网站上开辟“关注胃食管反流病”的专题，把汪院士的研究“喊”出去。

　　在编辑部，每每碰到好文章，编辑总会大声念出来，与同事分享。西南地区某大医院看不好的病人，到了甘肃一家县医院里，马上确诊为黑热病，那是当地的地方性疾病。某些三甲医院诊断流行性出血热，误诊率高于一级医院，因为一级医院的医生更常接触被老鼠咬的农民。

　　每个地方性疾病都值得重视。早年，编辑部极少收到来自新疆的投稿。陈晓红着急，辗转联系一个新疆医生，邀请医生投稿。慢慢地，来自新疆的稿件变多。

　　来自全国各地的投稿人，绝大多数是临床一线医生。陈晓红分析，相比基础研究，大多临床医生更容易接触误诊案例，一旦刊登稿件，对医生的职称评定有帮助。也有医生在投稿时说，专家审稿的建议，能帮助他更深刻地认识他的错误，避免再犯。

　　为了提高稿件水平，上世纪90年代中期，陈晓红把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各个专科最资深的退休主任，聘到编辑部，共同评审从全国各地寄来的投稿。

　　那些在临床上干了大半辈子的老主任，对这个新任务兴致勃勃。有人常常一边读稿一边嘟囔，“我在临床时见过这个案例”；有人看到投稿写得乱，忍不住上手逐句修改；还有人读着读着就拍桌而起，“这简直是草菅人命！”

　　有时遇到连他们也没见过的案例，老主任们会一遍遍讨论，翻书，找答案。编辑部的几个大书架，很快塞满了最新的医学书。

　　许多医生说，误诊在推动着医生，进一步认识人类的身体。其实，《临床误诊误治》的创刊人冯连元，最初也是为了汲取同行的误诊经验，才创办了杂志。当时，中国消化病学奠基人张孝骞支持了他的想法，但也提出担心，“这个名字会不会惹事？”

　　思前想后，冯连元提出解决办法：文章隐去患者、医生的名字，并适当修改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以免暴露患者的个人信息。“办这个杂志，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