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声说误诊
堆在储存柜最底层的那堆“废纸”，陈晓红固执地阻拦任何人扔掉。
那是一叠画满“正”字的表格，每一笔表示一个逝去的生命。
1985年，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务部工作的陈晓红，把经手的死亡报告单，画“正”字计数。眼下，白纸早已泛黄，表格里的数据被录入计算机里。71岁的陈晓红再也不用画“正”字计数，只要在计算机里“跑一下”，误诊病历的数据会弹出屏幕。
究竟经手过多少份误诊的病历报告？她记不清具体的数字了，“大约30万份吧。”她见证过梅毒在上世纪70年代消失，又卷土重来，误诊率最高时达到60%，如今，所有医生都认识了它，极少误诊。在《临床误诊误治》杂志当主编时，她把当时少有人知的胃食管反流及其综合征等多种疾病，推到公众眼前。
这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就像攀登一座医学高山，分支众多的专科是从正面拾级而上，而研究误诊则是从背面翻越，同样要经过陡坡和峭壁。如今，退休多年的陈晓红还在向上爬。她已经成为中国研究误诊最多的人之一。
每个医生心里都有片墓地
许多双眼睛在关注着误诊研究：出版社时不时询问陈晓红的研究进度，希望免费出书；程序员也加入研究，敲入编程语言，轻而易举地找到误诊疾病之间的相关性；科技公司找上门来，想和陈晓红合作，将她攒了30多年的误诊病历，作用于临床诊断。
可上世纪90年代初，当她和同伴写好第一版《误诊学》时，却被大大小小的出版社拒绝，“医生都要写经验，你这写的是反面”，更何况，从来没有一本医学书籍以误诊为主题。为了让新书顺利出版，她鼓起勇气，拜访当时的医学“大咖”，请他们帮忙写序。
吴阶平向她敞开了门。这个中国泌尿外科先驱者、两院院士、周恩来的医生，丝毫不掩饰地向初次见面的晚辈坦承他犯过的错误：他曾建议一个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尝试热水坐浴，没多久病人反馈，不起效果，他追问坐浴的方式，病人回答，“不就是洗洗屁股吗？”
说到这里，向来温和的吴阶平蓦地站起来，提高了声量，“这不是怪我吗，没有说清楚。”
“您已经离开临床多年，为什么对这些小事记得如此准确呢？”陈晓红忍不住问。
“这可不是小事。”此后，吴阶平总会叮嘱每个细节，希望不要延误病人的治疗：用什么样的水盆、加多少量的水、怎样不断加水、为什么不能用浴盆或洗浴代替……
他一边回忆，一边来回踱步，甚至把出现误诊的起因揽在身上：“这个责任不怪青年，责任在我们老同志，没有把以往的经验及时传给青年。”
为了支持陈晓红，他挨个通知当时在北京能找到的医学界院士，参加新书出版的研讨会，“这也是我想做的事情，被你们做了，我很激动。”
被誉为“中国外科之父”的裘法祖接到了研讨会的邀请，他回信，“对未应邀到会表示歉意”。后来，他特意约见陈晓红，给她打气，强调误诊的规律值得探讨：国外有人研究犯罪学，不是教人犯罪，是为了避免犯罪；同样，研究误诊不是教人误诊，而是要减少、避免误诊。
那本书总结的误诊规律，如今在计算机的重复核算下得以验证、更新。只不过，原先人工计算的5000份误诊病历，如今扩充到30多万份。《误诊学》甚至被盗版，翻译成繁体字，流行于港台，出版社想要维权，陈晓红不同意——她想让更多人看到这本书，哪怕看的是盗版书。
1995年，陈晓红去《临床误诊误治》杂志当主编。在那时，医疗纠纷开始增多，把许多医生缠得焦头烂额。承认误诊，无异于自找麻烦。但一批老院士、老医生，愿意说一些刺耳的话，把封笔之作留在了这本杂志上。
上世纪70年代初写出130多万字《腹部外科学》，影响当时数万名外科医生的钱礼，早已宣布搁笔。但他看了杂志上的误诊分析后，主动撰写多篇反思误诊误治的文章，希望能“传帮带”，帮助青年医生迅速成长。
中国现代耳鼻咽喉科创始人之一姜泗长，在从医的第55年，回忆起他做过成百上千例耳硬化症手术，牢牢记得唯一失败的一例：1970年左右，手术即将结束时，病人头部突然移动，他拿着镊子的手没来得及避开，将一块组织推进前庭。病人听不见了。
他还回想起1949年那个患有较大上颌窦纤维瘤的16岁男孩。这是个预期会进展顺利的手术——姜泗长向来以快捷准确的手术受到同行的夸赞。但那个男孩最终因突发大出血死在手术台上，而术前没有准备足量的输血血液。事后，男孩的父亲主动安慰姜泗长，“姜院长做都失败了，那别人做，失败更是可想而知了。”
“这比当面骂我更刺激我。”在往后的日子里，姜泗长总会想起那个男孩稚气可爱的模样。他把手术失败归因于当时年轻自满的情绪。
姜泗长在回忆文章里袒露了若干个医疗失误。这些血淋淋的教训，推动他关注、支持误诊研究。
一本由外国医生撰写的书籍《医生的抉择》提到，每个医生心里都有片墓地。每当有因手术失误而死亡的患者，这片墓地会新增一块新的墓碑。医生也是普通人，需要借助失误成长，丰富经验。
那些给杂志投过稿，愿意自揭伤疤的老院士，如今大多离开人世。陈晓红感叹，这些在中国现代医学史上留下痕迹的“大家”，在回望从医生涯时，极少提及成就，都在讲犯过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