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爷爷的面都没见过，就要承受这样一种重负，真可谓“欲做孙子不自由”了。这是专属于名人之后的烦恼。寻常百姓家，哪有这事？或许，也正是因为大多数人没有过这种感受，才会越发好奇、围观。

　　我知道的，还有一位叶至诚先生。他年轻时，人们称他“叶圣陶的儿子”。成家后，夫人姚澄是名演员，于是他是“姚澄的丈夫”。等老了，儿子叶兆言成了著名作家，于是他又成了“叶兆言的父亲”。对此，叶至诚曾无奈地自嘲：我是何许人也？其实，他是一位颇为出色的作家、编辑。无奈家属名气太大，只好一辈子活在父亲、妻子、儿子的影子里。“我是何许人”这一问，想必是带有些酸楚的。

　　其实，对于这种现象，鲁迅早有犀利的论述。在《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父亲》，鲁迅意味深长地说，把后人视为前人的附属品，透露出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劣性，即“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在当时的背景下，鲁迅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在于他特别看重“独立的生命价值”，力呼破除“祖先福荫”等一切对生命价值造成的压抑。

　　在遗嘱中，鲁迅要求自己离开后，要“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他希望，妻子和孩子能过好自己的生活，那才是聪明。这凝结了鲁迅一辈子所坚持的立场：人要独立、自主地生活，前人不能压迫后人，不能成为后人的重负。他扛起“黑暗的闸门”，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能轻松自如地走向光明。

　　我们今天不会那么严肃、严重地看待这件事。不是因为鲁迅的思想已经过时，而恰恰是其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共识和常识。

　　沧海桑田，我们早已不是讲人身依附的时代了。人格独立、个性张扬，社会留出了足够宽广的舞台，人们可以尽情展现自我，每个人都能找到舒服的生活方式。

　　如今，一个名人之后，想要减少先人对自己的影响，大可以万人如海一身藏——只要他不主动、公开、频繁地提起先人就行。就像周令飞，如果不是因为此次参加活动并接受采访，又有多少人知道他这个鲁迅的孙子呢？

　　近些年来，他主动地把祖先扛在肩上，坚持“寻找鲁迅是谁”，更多还是出于一种家族责任和情怀。这免不了一定程度的公共性和曝光量。由此而为人们所熟知的名人后代的烦恼，其实是这种出世的必然产物。

　　“爷爷带来的烦恼”，在某种程度上讲，是有保质期的。人们对名人之后有好奇，更有期许。是遵从爷爷的嘱咐，忘掉他，“管自己生活”，还是以研究鲁迅和鲁迅作品为毕生志业，当然是周令飞的个人选择。如果他能做出摆脱先人光环的、属于自己的成就，人们也乐见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