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显示，未成年人与父母亲密程度越高，网络素养就越高；父母干预上网活动的频率越低，未成年人网络素养越高；整体而言，家庭氛围越好，未成年人网络素养越高。
“家长的网络素养教育与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教育同等重要。”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所所长郭开元表示，此次《未保法》修订中，对儿童权利公约中的重要原则“儿童利益最大化”进行了本土化表达，即“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未成年人是权利主体，家长要保护孩子使用网络的权利，不能一禁了之。同时，家长要以身作则，提高自身网络素养水平，注重沟通，为孩子上网提供更多的指导和帮助。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郑素侠近年在乡村一线调研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儿童相比，在互联网使用行为以及网络素养上有较大的偏差。
“对农村留守儿童来说，互联网并没有发挥工具性作用，更多成为他们寄托情感的空间，互联网成为他们的‘精神保姆’。因此，网络沉迷现象突显，监护人难以发挥监护作用。”
对此，郑素侠呼吁各界深入开展偏远乡村的儿童网络素养教育讲座，互联网企业也应多开展面向乡村儿童的网络素养教育公益行动。
“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和保护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需要投入专业智慧和专业知识。”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喻国明强调，要积极构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的生态系统，完善网络素养教育体系，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形成政府、高校、行业组织、企业等共同关注和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新局面。
“教育部门应开发适合不同阶段、不同层次、跨学科的青少年媒介素养课程；学校要完善网络素养教育体系，采用独立课程、融合式课程等形式，加强教师培训；政府要完善法律与制度保障机制；发挥社会、媒体、企业、公益组织等多方力量，鼓励未成年人进行参与式、交流式、拓展式的媒介体验和社会实践活动，发挥社会大课堂育人的作用。”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方增泉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