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制度建设推动《规定》落地
作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面临的共同难题，一方面，网络暴力所涉信息内容存在违法性单独界定层面的困难；另一方面，通过快速聚集和扩散方式产生集中攻击的网络暴力信息，可能对被害人造成严重的侵害后果，但是每一个实施言论侵害的施害者，却很可能因其单独行为仅构成“微量”伤害而难以追责。对于网络暴力侵害如果仅仅停留在事后的民事、刑事等追责机制，则难以治标治本，亦无法有效防范伤害的一再发生。在这一背景下，《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应运而生。
网信办负责人介绍，制定《规定》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网络生态建设，强调“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反对网络暴力行为”。二是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全国两会期间，多名代表委员强烈呼吁加快出台反网络暴力针对性立法，关于整治网络暴力的建议提案获得人民群众广泛响应。三是着力提升网络暴力信息治理效能。在《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先后出台并作出相关制度设计的基础上，《规定》进一步建立网络暴力信息治理制度体系，有力提升治理效能。
《规定》出台后，对其构建的网络暴力信息防范和治理机制要求，应该如何落地？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提出，可以通过几个层面的制度建设推进落地，实现针对网络暴力信息的系统、精准治理效果。
平台方面，《规定》提出的标准和要求，目前在很多互联网平台已有实践探索，但不同平台之间尚有差异，《规定》的落实过程也是平台之间确立起较为统一的保护水准的过程，从而防止网络暴力信息在保护水准不一致的平台之间流动。各平台也可以根据各自业务和生态特色，采取灵活动态的具体手段。平台之间也可以探索跨平台的信息共享和协同机制，例如针对涉网络暴力信息的重点账号、主体采取协同限制和治理措施，实现针对网络暴力信息的联防联控。
监管规则方面，对于承担全流程动态管理责任的平台，一方面，应当建立专业有效的评估机制，对其事前事中事后采取防范治理措施的情况进行测评和判断，认定其履行相关治理责任的情况，通过常态化监管和专项行动等方式促成规则落地。另一方面，也要确立理性的责任标准，尤其对于特定网络暴力事件的事后判断，要厘清各方主体的责任分层，对于平台已经建立较为完备治理体系，但无法全量处置网络暴力信息的情况，也要给予容错空间，促进平台经济在合理科学的合规标准下健康有序发展。
此外，《规定》所提出的各方主体网络暴力信息治理合规要求，不仅给出了精细化治理的明确指引，也为司法实践中为受害方提供救济、追究网络暴力实施和参与方的法律责任提供了标准和规则参照。通过在司法实践中针对网络暴力侵害的民事、刑事个案和类案的积累，也可以反过来促进网络暴力信息治理机制和规则的完善。
铲除网暴“毒瘤顽疾”营造清朗网络生态
近日，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公布了《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明确，网络暴力信息治理坚持源头防范、防控结合、标本兼治、协同共治的原则，其中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履行网络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完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机制，健全用户注册、账号管理、监测预警等制度。
网络暴力是网络空间的“毒瘤”。无论是逞一时口舌之快，还是为了博取流量，在网上肆意发布针对个人的谩骂侮辱、造谣诽谤等信息，轻则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他人“社会性死亡”，重则导致他人精神失常，甚至酿成生命惨剧。同时，这种行为也会扰乱网络秩序，破坏网络生态，让网络空间充满戾气，严重影响公众的安全感。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依法整治网络暴力信息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然之义。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对网络暴力的治理，不断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开展多次专项行动，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有效增强了法律对网暴者的震慑作用。此次出台的《规定》对于促进网络空间法治化、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净化网络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此次《规定》的亮点不仅在于其全面性和系统性，更在于其针对性和实效性。首先，它明确了网络暴力信息的定义和范围，将网络暴力信息划分为包括侮辱、谩骂、诽谤、威胁、恐吓等多种类型，为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和网络用户厘定了辨认网络暴力信息的清晰界限。其次，《规定》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治理措施，完善了制度保障，如建立网络暴力信息分类标准、完善网络暴力信息监测预警机制、加强网络暴力信息处置、建立用户保护机制等。再次，《规定》对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和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等主体提出了责任义务上的具体要求，在时间上和技术上形成了完整的治理链条。最后，明确并加强了对用户特别是未成年人、老人和残疾人等特殊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以弥补信息落差和“数字鸿沟”带来的困难与障碍。这些规定和措施的实行将极大增强网络暴力信息的治理效果，维护好积极健康、清朗和谐的网络生态。
“《规定》出台后，可以通过三个层面的制度建设推进落地，实现针对网络暴力信息的系统、精准治理效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表示，首先，建立和完善以平台为主体、各参与方各尽其责的治理机制。其次，确立理性科学的责任和监管规则，对于承担全流程动态管理责任的平台，一方面应当建立专业有效的评估机制，另一方面要确立理性的责任标准。最后，推动网络暴力信息治理合规监管与司法救济程序的有机衔接，关于便捷取证等的规定也为受害人寻求司法救济提供了便利。
长远来看，根治网暴不止于此。法律毕竟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且永远滞后于社会现实。铲除网暴这样的毒瘤顽疾，有赖于更广泛的社会支持体系，既包括有关部门的执法职责、网络平台的监管义务，也包括公民的理性参与，凝聚“为言行负责”的社会共识。运用好法治与文明的力量，让网暴者付出代价，才能净化网络空间，捍卫公平正义，塑造匹配我们时代的精神文明。
《规定》完善网暴治理机制
《规定》的制度设计直击网络暴力信息的成因与发生规律，提出了顺应现阶段网络暴力信息生态治理的解决路径，与其他法律法规共同构建了防治网络暴力信息的规则体系，能够提高网络暴力的实施门槛并降低受害人的维权成本，通过网络服务提供者与各方主体的协同施策，强化对网络暴力信息的综合治理，促进网络暴力治理长效机制持续完善，全面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吴沈括(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
《规定》明确各方责任义务
之前网暴治理的主要难点之一是当事人取证有难度，此次《规定》出台对于平台帮助受害者进行取证提出了明确要求。《规定》首先界定了网络暴力信息的定义，其次对平台的主体责任提出了非常具体明确的管理要求，强调平台要进行信息预警监测，并且要健全用户账号、信用管理体系。在处置措施上，《规定》非常详细，对于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公众账号运营者等主体也明确了责任。同时《规定》加大了对普通人的保护力度，尤其是比较弱势的未成年人、老人、残疾人。对于可能因为网暴造成严重的人身财产损害的情况进行了加强保护。
对互联网平台而言，治理网络暴力首先要健全用户的注册账号管理，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开启实名制。其次要加强信息监测预警，并建立用户账号信用管理体系，发现违法犯罪的还要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供线索，加强内容审核。
对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来说，不能转载涉及网络暴力的信息，如果有转载情况发生，应当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对公众账号运营者来说，除了发帖时要进行审核外，跟帖评论也要进行审核，对网络群组的建立者和管理者也应该有相应的管理要求。游云庭(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
典型案例
侮辱医生案
2018年，四川德阳某医生在游泳时与孩童发生争执。被告人将该医生相关个人信息与上述游泳池事件视频关联，通过微信群、微博发布带有情绪性、侮辱性的贴文和评论，并推送给多家网络媒体。涉案游泳池事件被多家媒体报道、转载，在网络上引发大量针对医生的诋毁、谩骂。同月该医生服药自杀死亡。法院认为被告人利用涉案泳池冲突事件煽动网络暴力，公然贬损被害人人格、损坏被害人名誉，以侮辱罪对被告人分别判处刑罚。
取快递女子被造黄谣案
2020年7月7日，受害者小吴到浙江省杭州市某小区楼下取快递时，被郎某偷拍了视频。郎某随后编造“少妇出轨快递小哥”聊天内容，发至微信群。通过不断转发，谣言在互联网上发酵。小吴也收到大量询问及谩骂的信息。2021年，取快递女子被造谣案一审宣判：两被告人犯诽谤罪，判一缓二。
侮辱英烈案
2021年，江某某使用其新浪微博账户(粉丝数24.8万余人)，先后发布了两条包含侮辱英雄烈士董存瑞内容的微博，歪曲、丑化、亵渎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微博发布后迅速、广泛传播，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严重侵害了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和社会公共利益。同年，法院以江某某犯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要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国内主要门户网站及全国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胖猫”女友被网暴案
今年4月，一位网名叫“胖猫”的男子因感情问题在重庆跳江身亡，该事件随后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其女友谭某被骂利用感情骗取钱财，与此同时网上出现大量针对谭某的人肉搜索、造谣、谩骂等行为。经依法调查，“胖猫”姐姐刘某因曝光谭某个人隐私，导致谭某被网民攻击、辱骂并受到人身威胁，并且通过联系他人代写文案、购买流量等方式故意误导舆论。目前刘某正在接受警方进一步调查。
其他典型案件
寻亲男孩刘学州在网络上发布寻亲过程及人生遭遇后，多位“网红”利用其大V身份，捏造不实信息，肆意发布诽谤性言论，大量网友向刘学州发来了侮辱性、攻击性信息。后其自杀去世。
24岁的杭州女孩曾拿着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向病床前的爷爷报喜，没想到照片流出后，她因染粉色头发而遭遇大规模网暴。后其因抑郁自杀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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