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然而，只要把握了读经的基本原则，自然可以理顺经的困扰。家务事作为经之内容，亦有念之通则。

　　在明万历年间青天海瑞之前，州县官员对待民事诉讼多采取“四六开”的审判原则：“问之识者，多说是词讼作四六分问，方息得讼。谓与原告以六分理，亦必与被告以四分。与原告以六分罪，亦必与被告以四分。二人曲直不甚相远，可免愤激再讼。然此虽止讼于一时，实动争讼于后。理曲健讼之人得一半直，缠得被诬人得一半罪，彼心快于是矣。下人揣知上人意向，讼繁兴矣。”这一常用的速判策略在海瑞看来只可解一时之急，非但不能彻底化解纠纷，反倒会鼓励更多的诉讼。于是海瑞提出了“窃谓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海瑞集·兴革条例》)的审判原则来对待家事纠纷。此种按照尊卑秩序来决定判决结果的做法，实际上提前告知了审判结果，让那些欲告状之人自动打消了将家务事诉诸公堂的想法。

　　然而，能够按照海瑞的审判原则来决断的家务事仅占两三成，因为“两造具备，五听三讯，狱情亦非难明也。然民伪日滋，厚貌深情，其变千状，昭明者十之六七，两可难决亦十而二三也。二三之难不能两舍，将若之何？”而且进一步按照家务事的案由“产业”(经济资产)和“言貌”(文化资产)进行区分裁判，对兄弟、叔侄、贫富和直顽等不同类型的诉讼人给予差别保护。

　　即便如此周全的考虑，清官海瑞对待家务事的理想化裁判模型始终无法在实践中推广。海瑞虽然批评多数官员不作区分地采取“和稀泥”式的“四六开”之法对待民案，但他对待疑难民案的态度确实扩大了官员“为民做主”的范围。海瑞自诩是为了“存体”(保存儒家礼义之体面)和“救弊”(救助社会经济之凋敝)而采取这种“想当然式”的息讼之法。父母不能对子女不闻不问，身为父母官更不能对民案因其两可难决而放弃裁判。而在民智初开、健讼成习的明清江南社会，百姓根本不买账。自此之后，既然海青天提供的审判方案都不能被社会接纳，“清官难断家务事”也就成了官员一致认可的定律。

　　早在南宋郑克所编的《折狱龟鉴》“严明”篇记载了清官何武和张詠审判家庭遗产纠纷的经验之法，即采用“三七开”的原则。郑克将何武和张詠的经验总结为：“夫所谓严明者，谨持法理，深察人情也。悉夺与儿，此之谓法理；三分与婿，此之谓人情。(何)武以严断者，婿不如约与儿剑也；(张)詠之明断者，婿请如约与儿财也。虽小异而大同，是皆严明之政也。”从法理上讲，赘婿也好，女婿也罢，均无翁家遗产继承之资格，即便宋代之后有所放宽，也仅是酌情给予。但从情理上看，若女婿女儿听从家产分配，恪守本分，亦被认为尽孝之大义，维护了家产的稳固和家族的声誉，确保了判决的执行，可酌情予以补偿，补偿的标准则按“三七开”。

　　明清小说和私人笔记将何张二人所断家务事不断演绎，为了更加合理地解释裁判之正当，特地选择记录了没有句读的歧义遗嘱，大多表述为“全与幼子无干女婿之事悉遵前约为照”之类。此遗嘱同样有两种圈读方式：其一是将财产全部留给女婿，与幼子无干；其二则是全部由幼子继承，无干女婿之事。这既反映了立遗嘱人的聪明才智，又为后来清官按照第二种句读方式查明立遗嘱人的“原意”提供了合理的证据。相较于何张二人过多推测和想象立遗嘱人的本意更具有说服力。

　　不论是“零十开”(海瑞)“四六开”(其他人)“三七开”(何张二人)，还是常见的“各打五十大板”(其他人)的“五五开”，都为清官审断家务事提供了许多可以凭借的审判资源和司法手段。如此看来，清官并非难断家务事，只不过在具体案件上需要洞若观火，依靠智勇双全，才能让这些审判之法发挥奇效；一般官员则需要不断学习积累，积极体察家庭生活，反复琢磨回味。然而这一要求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男权社会官僚阶级身上是无法实现的，于是，传统审判家务事的经验无法推广就很容易理解了。

　　在家务事和家外事之间，以及难断和易断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家务事不一定难断，家外事也不一定易断。家务事需要官员耗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探知内情，即便能够洞察一切，但多数情况下只能“屈法伸情”式地进行智断或巧断。如果抱着“无为而治”的心态来做官，只管好分内之事，目光只要放在“刑名”和“钱谷”上，采取强硬治理之法(严惩黑恶，强制征税)，便可坐好官位，更显官威。然而，这种强硬之法容易导致地方不稳，治标不治本。须知，民强国才富，家宁国方安。治本之法在于教化启迪，秉公执法，严格履职的官员可能只是个强硬派的酷吏，实心为民的清官则会对此种家长里短案爱不释手，此乃亲民之官实现个人抱负的常态。但凡清官都会在教化乡里、兴修水利、置办学校、帮扶贫弱上下功夫，真正做好乡民之父母。乐于审断家务事并且善于巧断家务事，则是清官实现以上地方治理效果的前提。异地任职的官员若能积极借助审断家务事的机会深入家庭了解民情，还可重塑家风，移风易俗，想必离实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之夙愿不远矣。

　　综上，“清官难断家务事”只是一种传统说法，其起于明末清初小说，后多被清代小说所引用传播，有其特殊的时代生成背景和作者的个人生活体验，个性化和主观性的评价色彩过浓，很难代表当时官民普遍之想法。因此，该说法的成立与不成立不该更不能影响民间词讼的正常审断，时至今日决不能再依此传闻而“迂腐”地对待家务事之纠纷。尤其是在民法典颁行之后，家务事更应该被各级司法官员所重视。当前家事审判事务日益受到关注，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持续推进便是明证。因此，反思“清官难断家务事”之类的传统命题，扬弃传统观念，对当代法治建设和司法实践意义重大。

　　(作者单位分别为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华南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