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微信红包变成腐败“隐身衣”专家：监管重点应放在对官员的教育上

　　近日有网友曝光，山西省政协办公厅机关党委副主任科员邢艳军过生日时，在自己组建的公务员培训群中向群成员索要红包，并称“没有祝福语的请抓紧退群”。目前，山西省已对邢艳军作出严肃处理。

　　近两年，因微信红包受处分的不只邢艳军一人。今年5月，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翠屏山街道原党工委委员、人武部部长周玉松收受某村民通过微信所送5000元，加上其他履职不到位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2月21日，浙江一村主任自荐人戴某因在微信群中发放60个百元红包为自己竞选村委会主任拉票，被行政拘留7日，并处500元罚款，自荐人资格被取消；2016年8月，安徽一粮站副站长连收21个200元微信红包，为粮贩子提供便利被“双开”……

　　频繁出现的官员利用微信红包牟利、滥用职权现象极大损害了公务人员形象，社会影响恶劣。那么，这种“微腐败”如何惩处？在监管上又应注意哪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专家。

　　能否认定为受贿或索贿需要看具体情节

　　微信红包因其隐蔽性强，面额较小，并且送礼人往往打着人情世故、礼尚往来的名义，容易让党员干部放松戒备。

　　2014年9月，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的黄树贤就曾表示，中纪委已将“利用电子商务提供微信红包、电子礼品预付卡等”列入“反四风”查处范围。

　　据记者了解，微信腐败多发于基层干部之间，其中又以收发红包为主要方式，那么这种腐败和受贿有什么不同呢？

　　北京大学廉政教育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受贿是法律概念，需要考虑其构成要件，能否认定为受贿或索贿需要看具体情节。

　　“第一要看他金额大小，第二要看他有没有利用职权谋私，这两个条件是不能缺少的。”庄德水表示，收受红包从金额的角度来说，还达不到受贿，但如果日积月累到一定程度，也可能会变成受贿犯罪，这需要有一个认定的过程，不能一概而论。

　　借助微信进行的腐败难发现易调查

　　说到惩处问题，庄德水认为，“微信红包”在本质上与现实中的红包并无区别，在惩处方面同样适用现行法律。

　　“治理红包本身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对于红包，不管他是什么性质，都属于一种送礼或者收礼金的行为，所以在具体的执法中，完全可以按照现行法律法规来进行惩处。”庄德水说。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理条例》第83条规定：“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庄德水表示，借助微信进行的腐败一旦有人举报，在调查方面其实十分简单。

　　“整个调查比较容易，因为它通过一个电子化的方式来进行，只要有人举报，调出相关红包发放记录和收受记录，就能拿到证据。从证据收集的角度来说，会比一般的收现金的腐败查处起来更为容易一些，证据也更为充足。”他表示。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表示，微信的后台可以查到相关聊天记录，微信截图和聊天记录完全可以作为法律证据。

　　“现在是网络普及的社会，电子证据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法律证据，它的法律效率是非常高的。”杜治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