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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岁农民28年3次外出务工 因衰老被辞再出不去
http://society.dbw.cn/ | 2017-06-07 21:23:27 
作者: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迟灏
2017高考——旗开得胜
两千多师生共拍毕业照 画风奇特花样百出

  丁成松修到一半的家

  对身体逐渐衰老的陈德才来说,花甲之年落叶归根并不是太高兴的事情。两年前,老板对他扔下一句,“把工资算好,回家吧”,他第三次从异乡回到这个藏在贵州西南喀斯特山群的村庄。

  只是这一次他很清楚,他再也不可能出去了。

  这个64岁的老人在28年的时间里3次外出务工:小儿子出生,他离开揭不开锅的老屋外出打工;小儿子上中学,方圆几里的亲友借不出一分钱了,他再次外出谋生;妻子精神病发作,几个儿子要成家立业盖房子,他锁上大门,把地租出去,带着妻子离开村庄一同务工。

  陈德才妻子的临时居住证

  多年的打工经历让他认清了一个道理,自己就像被赶来赶去的羊,生活的皮鞭落下,他就得四处奔波。

  皮鞭大多数时候来得让人措手不及,全村400个年轻人陆续来到深圳,裤包还没捂热就赶上深圳转型,密密麻麻的工厂消失,他们跟着工厂腾挪转移,有人去了东莞和惠州,有人奔赴浙江掘金,还有人回到家乡做生意或种地。

  有时,抽人生疼的皮鞭还来自最亲近的人。有人因为孩子出生放弃原本蒸蒸日上的工作;有人被一场疾病拽回村庄学会认命;有人因为忍受不了两代人的分离,被困在欠债盖的新房;还有人无法接受亲人的意外,从此把生活的半径一点点缩小。

  在400个人生路口前,很多人急刹车,或掉头或转向,离最初的目标越来越远。曾经抱团的老乡四散分离,如今,他们中还留在深圳的不过10余人,真正在当地“买了房”站稳脚跟的,不过个位数。

  当年那批意气风发的小伙子,大多已拖着疲惫衰老的身体回到了这个3388人的村庄——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县塘山村。

  陈德才偶尔会在割草犁地的间隙,瞥到那些弯曲的身影,他还隐约记得,最初刚到深圳,大家还不时聚会吃饭,在深圳湾大酒店、世界之窗的工地都留下了合照。有老乡打趣,说他们是一个带一个、为了“好生活”集体迁徙的“群居动物”。

  可后来的20多年,他摇摇头,表示再也想不起什么交集的画面了。

  在深圳打工的塘山村老乡一起聚会

  在深圳打工的塘山村老乡一起外出游玩

  

  28年的岁月似乎只停留在陈德才日渐衰老的身体里,他再也扛不起七八十斤的水泥了,干农活间隙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可一说起最初奔赴深圳的经历,这个满脸皱纹的老人会一下子露出懊恼的神情,感叹自己“浪费了十几年”。

  他在深圳停留了短短几年,每日埋头在蔬菜基地,一心一意想挣钱。那时,深圳常有人因“三证”不全被送进收容所,甚至被遣送回家,他听说后就不怎么爱出厂了。害怕再生小孩拖累家庭,他让待在老家的妻子做了绝育手术。

  这个男人不想出现一点点闪失。

  在陈德才的回忆里,那段日子“太好挣钱了”。那是1990年前后,家乡村子约400个青壮劳力一个接一个地来到深圳,遍地的工厂像是会结出钞票的树。数据显示,1989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由改革开放初期不到200万人骤增到3000万人。

  当年顶着36岁“高龄”外出的他,工资8块钱一天,“一个月就能挣一头大肥猪”——在当时的塘山村,一头大肥猪的价格不过200来块钱。

  “好日子”没过多久,变故就毫无征兆地来了。一封电报催促他即刻回家,信里说,他的妻子“疯了”,大冬天的往外乱跑,在别人家的田地撒泼打滚。

  陈德才火急火燎地回到村子,等待他的,是妻子罹患间歇性精神分裂的诊断书。

  他被这场疾病整整困住15年。每天照顾儿子、妻子,负责所有农活。挥舞锄头犁地时,他总会想,如果自己还在深圳该多好,那样,小儿子就能吃上几顿猪肉了。

  落日后,他习惯坐在破旧老屋的门口,望望远处的田地和歪歪扭扭的土路。那条通向村外的路上,拖着蛇皮口袋回乡的人影逐渐多了起来。19岁的丁成松出现在了土路上,他匆匆结束了自己一年的深圳之行。

  一年前,18岁的他跟着同乡跳上火车,奔向收音机里那个“遍地高楼大厦”的深圳。老板看中了这个年轻健壮的小伙子,派他爬电线塔做线路维修的工作。丁成松兴奋极了,从几十米高的电线塔看过去,是一栋栋“特别大的工厂”和“满街的卡车”,他从没见过那么多房子和车,更重要的是,这份工作一个月的收入,足足有500元。

  可没多久,爬上高空时,他的心脏会一抽一抽地疼,头晕目眩,身体不停“打转转”。

  丁成松在宿舍躺了整整两个月。他没钱也不敢去看病,胡乱吃了一堆药,可第二天醒过来,心脏还是疼。

  回到塘山村时,这个近170公分的少年两手空空,除了一个装着破烂衣服的蛇皮袋。原本,这个少年数着自己爬过的电线塔,一个个记录下位置,“还有点自豪”,回乡时,这些纸张不知道被他扔哪里去了,口袋里从此塞进了一沓厚厚的病历。

  在通向梦想的路口,他生生地转了个弯。

  15年的时间里,这样的故事陈德才听了太多,生活的变故似乎很轻易就能击中他们的人生。

  同村的李伟一度在浙江的炊具厂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机遇。主管推荐他去上海的总厂学习,学成归来就是班长,还能得到他盼了三四年的加薪机会。可临行前,老家打来电话,父亲病了,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家里没钱没人,等着他回去。李伟错过了这次机会。

  还有老乡在家具厂工作,送料时拿木条的手指不小心被卷进了机器,小拇指的一半被瞬间打飞。医生看到他血糊糊的手,使劲摇头,“小拇指另一半断得齐刷刷,找不到了,也没机会再接上了”。那几个月,工厂断指的员工有好几个。

  休养几个月后,这个老乡回到了原来的工厂,重复着此前的工作。

  “你疯了!那种地方还待?你就不怕吗?”有村民问。

  “换个地方,工资给不了那么多啊。”他自嘲地笑了笑,“等不起啊,供完一个娃娃又是下一个。”早些时候,他在电路板厂工作,污染严重,每天工作口袋里必定揣着乌黑色的解毒丸。因为实在不愿忍受才换了家具厂这份工作,好不容易工作几年加了薪,“没有成本再让你换了”。

  折返的老乡带回来一个又一个悲伤的故事,陈德才听得心惶惶。小儿子一天天大了,眼看要上学花钱了,陈德才咬着牙又一次出发了,只是深圳已不是他的目的地。他觉察出深圳的工厂开始外迁,工人要求学历。“那里不是过去的深圳了,去浙江吧。”有人劝他。

  在浙江,大大小小的家庭工厂给了他栖息之地。他还挂心着老家的妻子和孩子,没事就找老板问,“能给我老婆一个工作吗?扫地、保洁都可以的。”

  有老板真的同意接收这对夫妻。他锁上大门,下狠心把地一口气租了出去,出来了。

  大儿子大女儿都在深圳打工,当年自己被迫回村,他给两个大点的孩子都下了命令,“都去深圳,那里机会多!”活泼懂事的大女儿很受老板和老乡喜欢,快提拔当秘书了。小儿子则留在老家念书,陈德才痛快地作出了安排,“周末不回家,放寒暑假直接来浙江”。

  一家人从此四散远离,可兴奋的他觉得,“不会有更好的选择了”。

  

  在浙江东阳的工具厂,陈德才感受到了久违的幸福。工厂提供一个大蒸柜,一到饭点,各家各户把米淘好再放进去,米熟了,宿舍楼香气四溢。

  他和妻子住7平方米的宿舍,就着玉米吃饭。一个月能挣3000多块,“再撑几年,等到小儿子读完大学,日子就好过了。”他总这样想。

  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碎了他的设想。电话那头是女婿颤抖的声音,陈德才在注塑机嗞啦嗞啦的轰鸣声里听到了噩耗,38岁的女儿没了。

  他和老伴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赶到贵阳,一路坐肿了腿、哭肿了眼睛。老两口说不清女儿是怎么死的,只知道是意外中毒。到了停尸房,陈德才才想起来,自己有好多年没见过这个懂事的大女儿了,她的脸还是胖胖的,皮肤黄了,身体有些部位腐烂了,眼睛闭着,永远也睁不开了。

  因为结婚,女儿前些年放弃了深圳的工作,去了丈夫的老家。可生下孩子后,迫于生计,夫妻俩又齐刷刷跑到贵阳,女儿在一家酒店洗床单被套,女婿在几十公里外的工地上班,几个孙子留在女婿老家。

  想到这些,陈德才突然很心疼女儿,他说,他分明在女儿身上看到了昔日的自己,看到了曾经那个为了生计四散分离的家。

  他想恨女婿,为什么要把女儿带到贵阳,留在深圳也许女儿早就当上白领了。可他恨不起来,女儿女婿的每一步都迫于无奈。身为父亲,他不能劝女儿不要回老家结婚,他更不能劝女儿不去贵阳打工,从始至终,他“帮不上一点忙”。

  失魂落魄的夫妻俩回到浙江。他的假期有限,再不回去工作也要丢了。只是妻子的状态实在糟糕,自从看到女儿火化前的样子,就一直神神叨叨,陈德才没办法,只能盼着医生开的“那种最便宜的药”,药效能好一点。

  他的愿望落空了。一个午后,宿舍的工友找到他,说妻子发疯了。他顺着指引,跑到后山去找,发现披头散发的妻子在树林里乱窜,毛毛虫、飞虫还有叫不出来名的虫爬满手臂,妻子龇牙咧嘴地对他笑着。

  陈德才哭了。打工这么多年,这个老人第一次哭得那么伤心。

  那一年,伦敦奥运会成功举办,神舟九号一飞冲天。可这些热闹都与他无关,也与丁成松无关。从深圳回来后,丁成松生活的半径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村里的房子和三亩多的土地。

  心脏的疾病有所好转后,他迫不及待地跑到县城,重操旧业。可才登了几次电线塔,他的腰部就开始绞痛,尿出血,还时不时发烧。去医院一检查,他两眼一抹黑——肾结石。

  妻子前些年患上了严重的乳腺增生,干活成了难题。有时候早上,躺在床上的两个人身子都痛,你看我,我看你,再看看破洞的天花板,沉默良久,丁成松起身,慢慢走出去干活。

  拿到诊断书的那天,他忘了参加孩子的家长会,老师打电话问,他一股脑儿说了。结果第二天,本该在学校待着的老大跑回家了,对躺在床上的丁成松说,“爸爸你没事吧。”说完,拿出80多块钱,说是找全班同学借的,死死塞给丁成松,要他拿去看病。

  对着天花板,丁成松无声地哭了。

  他开始彻底地害怕变故。一场持续的咳嗽、一次钻心的胃绞痛都让他担心得整宿睡不着觉,他不敢出去打工,可守着这块土地也挣不到钱,摆在他面前的,是无解的命题。

  越来越多的人从各地返回。丁成松才意识到,原来老乡和自己一样脆弱,“一个变故也承受不起。”

  有个老乡被骗去了新疆打黑工,每天天不亮打着手电就去种棉花。当初,来招工的老板在塘山村信誓旦旦,“一个月3500元”。可真到了那里,一分钱不给,十几个老乡被分到了好几个组,周围都是说方言的外地人,互不认识,“谨防造反”。

  他不服气跑去理论,“为啥不发工资啊!”

  “你要钱还是要命?”对方直接掏出了刀子。

  一年后,他坐上了返乡的火车,手里被塞了几个硬如砖头的馍。他吃不下,饿着肚子到了家,把馍扔给狗,发现连狗也不吃。

  这个老乡后来几乎再没出过远门了。他说,“我只相信我自己。”

  他的弟弟随产业转移到了浙江。有一年,突遭母亲去世,弟弟去找老板商量,想结清这几个月工资,回家奔丧。但老板拒绝了他,“要么干满一年,现在走一分钱没有。”

  他快给老板跪下了,假期还是没有请下来。车间里的工友默默地聚在一起,你给一点,我凑一点,这个中年汉子的路费和丧葬费就这么凑了出来。回去的路上,他发誓,“一定要离家近一点,最好早上知道事,下午就能回来的那种”。

  可奔完丧,他还是回了浙江,离家近又合适的工作他没有找到。

  陈德才觉得,自己的性子在外面的几十年被一点点改变了。他看到了太多无奈、太多心酸,看到了太多农民工的默默隐忍和麻木悲伤。

  最早在深圳时,曾有一个同乡得了重病,几乎所有贵州籍的工友都发动了捐款,最后,他们凑了8000多块钱医药费。可人终究没留住。

  塘山村村民杨锦云在各个工地干了好几年,他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每次出了事故,附近的民工总会很快聚起来。关系好点的,商量着买点水果去医院看看,不熟的,就抓紧时间问问出事是咋搞的,哪个步骤弄错了。

  交流结束,总有人补上一句,“要小心”。

  第二天,这些民工都不会出现在工地了。大家已经养成习惯,出了事,一定会有调查取证商量赔付一堆事儿,工地的活儿一停就是好几天。

  没有人等得起,过了一夜,还要重新去寻找新的工地,直到出事的工地再次召唤。

  那时手机还没有流行起来,很多老乡遭遇了变故或者产业转移,前后脚离开了所在的城市和成群的老乡,却没留下联系方式。人一走,线也就断了,400人四散在全国各地,好多人几十年间再也没见过了。

  他记得,电视里有人说过,“农民工在大城市里打工,干的是工人的工作,过的却是流浪汉的生活。”

  

  生活已经开始偏航。60多岁的陈德才越来越力不从心,有时候是作为搬运工的自己,对着几十斤的货物束手无策;有时候是妻子的突然病发,他只能默默祈祷妻子“别去搞破坏”;还有时候,是老板辞退的通知,理由很简单,“你不值这个价”。

  他习惯了被赶来赶去,并且从不据理力争,“跟老板争没意思,又不会多给你工资,赶紧去找别的工作才重要”。

  步履蹒跚的陈德才一直觉得,自己是因为错过了最初在深圳的十几年才落得“卖体力”的下场,可他那400名同乡,兜兜转转20来年,也只有几个人真正在深圳扎根落脚。

  实现命运逆转的村民杨剑是其中之一。如今,他在深圳拥有自己的房子、车子和店面。这个生活体面的中年人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在深圳站稳脚跟,靠的是“背靠悬崖、无路可退、了无牵挂”。

  跟随村里的大部队去深圳打工时,他的父亲极力地反对。离开那天,父亲是拿着菜刀“送”他的。

  这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和包装厂的流水线有关,一个月赚100多块钱。有老乡叫他出去搞珍珠棉的生意,他二话没说就辞职了。那时通讯不发达,他就每天坐公交车到各个工业区,企图混进去,找各家企业谈生意。

  门卫拦住他,他说自己是有预约的李先生。一查,没这个人。出去绕个半天,再回来,门卫换班了,这次他成了有预约的王先生。

  他就这样“用双脚几乎走完了珠三角所有的工厂”,以一个月穿破一双皮鞋的代价,打开了销路。

  回头看,这个从塘山村走出来的汉子说,自己毫无退路,“几个月没工资了,再打不开销路我就只能饿死。”

  杨剑觉得庆幸,那时自己刚结婚,妻子通情达理,父亲和自己断绝关系,也没生孩子,可以说是“了无牵挂”。

  可他的400个同乡,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李伟安置好病重的父亲,从老家再次回到了浙江,还是去了原来的炊具厂,尽管失去了上升的机会,可他看中领导对他的重视,还偷偷想,卖力点多干几年,也许还能有一次这样的机会。

  生活的皮鞭又一次不经意落下。先来的不是机会,而是孩子。妻子怀孕了。李伟慌了,炊具厂的工资偏低,无法再负担一个孩子了。他心里纠结,一直拖着没去辞职。

  孩子出生后,他去超市买奶粉,走到货架的边边角角,他觉得那些奶粉太贵太贵了。动辄几百元的奶粉他拿起又放下。最后,这个年轻人把工作辞了。

  一家人搬到了浙江另一座城市,李伟进了收入高几百块的家具厂,开始卖苦力。

  杨锦云一直以为自己不会受家庭的影响,能在浙江的工地好好干活,把家里修房子欠下的十几万元还清。他在当地人缘不错,找他干活的工地不少。

  最值得他高兴的是,女儿成绩优秀,奖状挤满了还显得有些空荡荡的新房墙壁一角。

  直到今年春天,老家父母来电话,一向懂事的孙女突然不愿意去上学了。他才想起来,好多个疲惫的深夜,他都接到了女儿的电话。那时,他困得昏昏欲睡,电话那头,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告诉她,自己被同住的女生欺负,“如果不给钱就打我”。

  女儿的话没有太放在这个年轻父亲的心上,他找到班主任,两个大人一致认为:“六七岁的孩子,能欺负个啥?”

  工作忙碌,他很快忘记了这件事。直到几个月后,女儿在电话里哭喊,“为什么她还要欺负我?”女儿抽泣着说,欺负她的女生不仅没有收敛,还变本加厉,继续要钱。

  他匆匆忙忙赶回贵州山区,看到女儿,好说歹说哄着到了学校门口。可女儿死活不愿意下车,哇哇大哭,抱着他不松手。

  他觉得自己也快哭了。最后,这个原本打算“把女儿哄进学校就走”的父亲,允诺每天接送孩子上学。几个月过去,他依然留在老家,每天送走女儿后,再骑着摩托车到县城做零工。

  这不是他想要的局面。家里的两层小楼,他给三个孩子一人留了一间房,为的就是让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立的空间。他年轻时在广东打工,曾住过臭烘烘的集体宿舍,“没有隐私”,他不想孩子也过那样的生活。

  咬着牙,杨锦云把房子多加了几十平方米,代价则是多出来的十余万元成本。

  这个父亲吐着烟圈,眼睛红红的,他说自己也不知道还要在家乡等多久,不过,他很确定一件事,“女儿不恢复过来,我是不会走的。”

  

  两年前,被藤椅厂老板赶出来时,陈德才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在厂里慢吞吞地搬东西时,老板冲他喊,“没用”。

  他和老婆在工业区转了一圈又一圈,没有工厂再愿意收留这对年过花甲的打工夫妻了。前年,老两口终于回到了落满灰尘的老屋。

  陈德才在村里遇到了很多返乡的中老年人,人数一年比一年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称,2016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其中,在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13585万人,比上年减少157万人,下降1.1%。

  这些中老年返乡农民工最常说的词是迷茫,“回到村里不知道能干什么。”

  “搞养殖?你有经验吗?”

  “卖蔬菜水果?你了解市场吗?有技术吗?土地流转有资源吗?”

  李伟也加入了这些讨论,他最终选择重操旧业——屠夫。

  “我真的很怕很怕风险。”这个30多岁的中年男人一脸忧愁地说,“如果养猪养牛市场不好呢?如果搞种植天气不好影响收成呢?”他说,自己每想到一个念头,就会迅速打消,思来想去,他挑了所谓“最稳当的工作”。

  这种感觉让他觉得陌生,十几年前出门时,他满心壮志,他想着干大事,学技术,挣大钱。如今回来时,这些豪气万丈的声音仿佛跟假话似的。

  一直到前些日子,县里组织的扶贫培训项目才让他重新得到机遇,他放下屠夫的工作,去学习电路知识,预备学成后换个收入更高的工作。每天夜里他从不迟到,听课的人中,塘山村的这批中年人占了快三分之一。

  同村的徐建峰很早就意识到打工并不长久,10多年前,早早学会了开卡车。一度,在工地开车的他以为自己触摸到了机会。当地招聘公交车司机,关键要求写得很醒目,驾龄超过20年。

  可应聘时,对方只说了一句,“外地驾驶员不要”。

  他开始攒钱,打算凑够了钱就买辆车回到黔西南州跑运输生意。几年后,他的车有了,高速公路上的货车越来越多,油价也涨起来了,运输生鲜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徐建峰把车从市里开回了县城,发现还是没有太多可干的活儿,满城都是搞运输的农民工,“在外面打过工还有驾照的,几乎都在干这个”。最终,这辆车被开回了塘山村空荡荡的新房。

  他还听说,有同村的人昔日在深圳的制鞋厂干了几年,回来后在隔壁镇上开了鞋店,十几年间生意火爆。可最近几年,互联网席卷而来,实体店铺生意越来越难做。

  “兜兜转转还是这样,改变命运真的那么难吗?”徐建峰喃喃道。

  这句话,杨剑深有同感。他在深圳做生意破产后,带着仅剩的积蓄回到老婆家,试图在当地开办广告公司,可真当他进入市场才发现,凯里市在2000年就有了大大小小60多家广告公司,市场竞争激烈,他在本地无依无靠,支撑了三年,还是关门了。

  他觉得自己在凯里被打回了原形,“你以为自己懂了很多,积累了很多,其实你还是一无所有。”

  只有丁成松的生活看起来稳当得一成不变。他牢牢地守着那3亩租来的土地。尽管,剔除掉成本和租金,他几乎一年剩不下什么钱,可他还是觉得,“至少一家人不会饿死”。

  这个居住在村里最偏僻一隅的男人拒绝异地扶贫搬迁。面对扶贫干部多次劝说,他态度坚决,“去了城市,你连葱葱蒜蒜都要买,说是可以打工,可身体不好打什么工,做不了工,只能在床上等着饿死吗?”

  他已经不再向往外面的世界了。“一天都要坐着,要吃好几次药,哪里要我们?”他默默地说,“只有土地不会离开我。”

  在深圳打工的塘山村老乡一起聚会

  陈德才的女儿昔日在深圳留影

  

  地处黔西南的塘山村掩映在一片喀斯特山群里,土地是这里最珍贵的资源。丁成松租来的土地大多藏在石头山的边边角角,最远的一处,离他家有一个多小时的步行路程,玉米丰收,要来回走30趟才能收完。家里的屋子修到一半就停下了,漆也没刷。蹲在门前,丁成松用刀反复切割树的叶子,他和妻子喜欢切细点,这样牛吃起来好消化。

  偶尔孩子也会怯生生地问他,学校要求买双运动鞋上体育课,该咋办。那时,丁成松会很难过,他看着大儿子黑黢黢的脚,指了指远处自家藏在石头山缝隙的地说:“这地天生就有肥地、瘦地,你看看我们家的地,那就是瘦地,种不出什么名堂。娃娃啊,你就生在瘦地里,没办法,只能认命啊。”

  大儿子眼泪汪汪的,“知道了知道了,爸爸,我不要鞋了,你别说了。”

  杨剑一度也认命了。凯里创业失败后,他回到媳妇的农村老家,整夜整夜地失眠,头发一掉一大把,他提不起兴趣也没有信心去工作,每天在家里“混吃等死”。直到小儿子出生,家里一下子捉襟见肘,这个父亲听不得儿子的哭声,他咬咬牙,出发了。

  目的地,还是深圳,“又爱又恨的深圳”。

  他从超市促销重新起步,一步步做到了主管、经理,再出走继续创业。最开始那段日子,他一个人在深圳,嘴皮干疼,夜里想家,“不努力孩子就要饿死”,第二天又精神抖擞地去上班了。

  杨剑感谢他的儿子,“如果不是他,我不会硬着头皮再回深圳,也不会再去拼最后一把。”

  在如今拥有好几家店面的杨剑眼中,曾经的自己和400个同乡,就像是一群跋山涉水的“群居动物”,终于来到深圳,还没来得及享受阳光和食物,就在变化莫测的自然界前纷纷摔了跟头。

  “我们都以为这里有最好的条件。却忘了大自然不会只有风和日丽。”他说,深圳在短短时间内完成了产业转型,如果自身不跟着调整,等待的命运只会是被淘汰。

  不过在他看来,这个过程近乎残忍。看似400个人拥有400个命运分岔的路口,可大多数人“只有一个出口”,“灰扑扑地回老家了”。

  几年来被生活赶来赶去的陈德才学会了和生活握手言和,他在家养了一些猪和牛,想着多少挣点,也能为儿子娶媳妇出点力。小儿子的婚房还没着落,大儿子更是连对象都没有。

  唯一能让他心安的,是两本朱红色的临时居住证。

  当年离开浙江时,他把它们带回了老家,放进了床头柜,时不时拿出来看一看。红色的印子还清晰可见,那是他眼中官方的“认可”。他等待着哪一天还能拖着衰老的身体回去,自豪地掏出临时居住证,再豪气地干上几年,把儿子的婚房、车子挣出来,就像当年刚去时那样,用勤劳的双手供小儿子读完大学。

  这个满头白发的老人舍不得扔这两本早已过期的证件。他说,“不会有更好的选择了。”

  (除杨剑外,本文其余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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